上海滩赌圣粤语高清:中国在梁庄: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缩影(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学校大全网 时间:2019/09/18 01:25:59
《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她写到,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一名村干部告诉她,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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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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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鱼荷满塘,今日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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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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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

  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

  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 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