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宏:民国总统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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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0日10:16看历史-杨东晓
[导读]
强国、和平、统一、共和、民主、法治……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装饰着总统们华丽的誓词,也装饰着民国的梦境。然誓言历历在耳,承诺却屡屡成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目录:
孙中山: 理想主义者的治国困局
孙中山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黎元洪:法与刀
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曹锟:贿选与秽宪
以贿选上位的曹锟,试图以颁布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法统重光。然而,多年之后,毛泽东反问:“宪法,中国已经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蒋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在蒋介石最初的就职承诺中,“民主”出现了20次,超过了 “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最终的结果显示,他一直在奋斗,但从未懂民主。
李宗仁:“末代总统”的三个愿望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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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统的誓言之孙中山:颠覆满洲,维护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誓曰:“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国开启了它命运多舛的历程。
总统的誓言,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种个人承诺,更应该是看作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对国民的承诺。
由孙文开端,历任民国总统无不给国民许下了庄严的承诺。袁世凯在誓言中,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冯国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体,内外同心……但求利国,不计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曹锟在誓言中,要“以法治为根基,以守法为要议”;蒋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而李宗仁,这位生不逢时的“代总统”也同样做出了“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的承诺。
强国、和平、统一、共和、民主、法治……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装饰着总统们华丽的誓词,也装饰着民国与国民的梦境。
然而,誓言历历在耳,承诺却屡屡成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时人对时局的悲讽之议。屡屡成为空头支票的誓言,最后变成民国动荡的政治现实。
“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
这是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时的誓词。而此时,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已在弃他而去。那些华丽的誓言,在现实中已成镜花水月,它们的主人,在历史中也只是过往一客,但这个国家,仍将向着誓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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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孙中山在阅读文件的情形。图/FOTOE
强国
孙中山誓词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 理想主义者的治国困局
颠覆满州专制既成,而“图谋民生幸福”,于民国第一任总统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让孙文不得不考虑“旧经验、旧手段”。
清宣统三年(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11时,沪宁线上海站在礼炮声中开出一趟花车专列,火车上挂满了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是程德全、宋教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设计的国旗。专车经苏锡常各站时,都有上千组织起来的民众高呼着“共和万岁”、“总统万岁”列队迎送。下午5 时,车到南京下关,政学军商以及各国驻南京领事早已在车站等候。
车上被众人簇拥的那位刚由美国经英、法等国以及香港,从上海入境的男子缓缓走下车来,炮台、军舰同时鸣炮二十一响。
孙文,他将开启民国纪年。
■ 改朝换代
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公元1912年1月1日。
是夜10时,孙文已来到如今的江苏省政协大厦,这里曾是朱元璋的“汉王府”、太平天国“天王府”、两江“总督府”,从1912年元月1日开始,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地。
这里已被定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数百位各省及海陆军代表,在昂扬的军乐声中观礼,孙文就在这种西方式的欢庆气氛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大总统。
没有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孙文身着长长的燕尾服般的西式礼服宣誓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一段极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从这天午夜起,中国数千年“帝制”的政体模式,开始转入“民治”时代。
誓词的第一句继续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项任务看来就要达成了。全国22个省,已有17个省通电起义 脱离清政府。
而“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这句誓言则要艰难得多,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这位在海外时间多过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孙文马上就要一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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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合影。
■ 无米下锅
就在就在的头一天,1911年12月31日夜,他对助他反清的兴中会成员日本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 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1 月8 日,他便开始了举债建国的艰难行程。这一天,他批准发行了1亿元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然而临时政府刚成立一周,中国人还不明白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有何不同、皇上和总统有何区别,这种国债尚无法取信于民,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购买。而在此前16年的时间里,给了孙文无数钱财当经费的华侨们,口袋里也快掏空了。从1911年10月至1912年初,他们又约捐款240万港元。但这些款项大多汇往闽粤侨乡,而不是南京政府。
中华民国这第一笔公债最后只卖掉7%。不要说建国所需,就是对于政府一年的开支也是杯水车薪。
按照实业总长张謇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包括军费、中央行政、外交经费、其他共2 亿两;而海关税、盐税、江浙粤给中央的补贴最多不过1亿出头,还有8千万两的财政空缺——最严峻的是,正在与北方割据力量抗衡的军队如何养?
尽管财力匮乏,但革命军宁肯沿着宁沪线行军,也不去无偿征调本可利用的、归列强经营的铁道和火车;革命党的资金捉襟见肘,却不干预用于支付外债及赔偿赔的关税征收。这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温和起义,它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群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和头领孙文,以多年来在借力海外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外国人的支持,他们在中国任何事也干不成。
然而这一次,外国人只宣布中立,没有一个国家给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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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10日, 南京,国民政府办公楼中的国务会议厅,悬挂有孙中山画像和其手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横幅。
■ 借贷无门
人称“孙大炮”的孙文,素以极具鼓动性的演讲闻名, 16年来,凭着他激情澎湃的演讲,在海外华侨中间不止一次地募集到各次起义所需的款项。
正因此,他在上海登岸时,岸上的人就有一种戏剧化的期待。清廷没钱了,隆裕太后知道,但全国人民不知道,而孙文没钱,却无人知道,所有人都认为他带回了巨额资金。但孙文却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但是,现在既已建国,公债发行失利后,孙文也只能将眼光投向曾经多次资助过他反清的日本。多年来一直支持孙文的日本三井物产会社提出了用大冶铁矿换贷款的条件,而日本政界胃口更大,开出以“转让”满洲换贷款的协议。
日方对汉冶萍公司的欲念使孙文不寒而栗。为了发展日本国内的重工业,日本曾13次向汉冶萍贷款。此次,当日本东京三井物产会社常务董事山本条太郎,向日本外相及首相征求意见时,日本当即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 万日元给南京临时政府。
就在孙文就职一周那天,一份《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到孙中山和黄兴手里。最主要的条款是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汉冶萍公司创办人盛宣怀立即受到来自南京政府以及日本的共同施压,精明的盛宣怀于1 月29 日审阅草约时,将第十条中的“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中的“已”字改为“俟”字。一字之差虽然避免了南京政府的尴尬,但一直秘密进行的交易还是被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披露了出来。
结果舆论迫使孙中山废约。他回复章太炎的质询时写道:“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
1912 年2 月3 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在拜见孙中山时毫不掩饰地提出转让“满洲”的问题,这是孙文、黄兴在万不得已通过轮船招商局以局产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 万日元时碰到的最大尴尬。究其原因是早在1898年,化名中山樵的孙文在东京拜访内田平良,提出“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那时的孙中山一心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认为满洲并不是中华之地。但时至1912年,临时大总统对12年前的观点已有变化。而最为逼迫的他则是:如果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 万元,就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而孙文的革命同志中间,也有人开始动摇了对他信任,有人认为他不切实际、理想主义,严复则认为他“粗率”。
为了刺激美国采取一些资助,孙文将与日本的谈判披露了一点给美国人,但美国这次却不为所动。所以,对日本谈判不得不危险而谨慎地操作下去。
日本尚在期待进一步获利的同时,英美各方看到日本撇开了盟友自顾自地发财,大为不悦,于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共同出面阻止了贷款谈判。国内外的压力,终于废掉了日后会造成更大麻烦的贷款条约。但孙文,则不得不考虑如何让这个新生共和国生存下来的其它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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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亮相北京天安门广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到来。当日,游客们纷纷在此高兴地拍照留影。图/CFP
■ 辞职让袁
窘迫的财政危机只是这位临时大总统所遇困窘之一,更为严峻的是政治形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下船时宣称的“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言论了。
治国一月,种种艰难局面让他深感非得具有“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十多年来以“驱逐鞑虏”为要务的孙文,虽然一直在思考“建国方略”并系统地构思过未来中国的方向,但是对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却毫无经验,所谓秀才遇到兵,孙文这样的洋翰林,怎能斗得过训练新军、掌握北洋六镇的袁总理呢?这并非孙文一人所想,也同样是不少初掌政权,力不从心的革命党人的想法。
于是,请袁世凯出山,以总统职位换取民国生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思路。《民立报》的读者早在1912年1月6日就获悉了孙文就职的第二天给袁世凯的电报,孙文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还声言“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10天后的1月15日,南方革命军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孙文电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而这位被孙文认作应该首推的袁氏,看上去很有耐心,一周都没有给南方任何回音。
于是,伍廷芳又收到孙文电报,命其将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转告袁世凯。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总理全集》“文电”)。这就是民国政府无奈地向袁氏摊出了以政治妥协换取共和国体的底牌。
孙文亮出底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袁的态度仍不明朗。怒不可遏的孙文再一次致电伍廷芳时,命其揭露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的阴谋,并怒斥袁世凯为“民国之蠹”。
一个“和”字之下,孙文在催,而袁氏在等,以静制动。
然而历史就在此时发生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急转弯。宣统帝溥仪2月12日下诏退位。就在孙文拒绝日本对于“满蒙”要求11天后的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到孙文的辞呈并推荐了袁世凯。孙文结束了自己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屡请不就的袁氏本不愿做革命党的总统,他希望承清廷之命,召集国会来选举他为总统。可是隆裕太后没有走出袁氏心中最完美的这步棋。袁世凯于是也通过时下最时兴的方式“通电”全国,接受了革命党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孙文的辞职咨文中写道: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
谭人凤和《民立报》馆于17日,收到孙文对于让袁的解释,孙文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
■ 巩固民国
如果说孙文和他的临时政府的任职内,前45天为“驱逐鞑虏”而殚精竭虑,那么在他解职后袁未到岗的45天里,就是在为维护共和政体给袁设局。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他最熟悉的、根基稳固的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京郊不远处的农民听说,又换上一位新皇上,袁皇上。共和,在这个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还是一个生僻的词。
革命党人对孙文的让位不无意见。2月9日下午,一位湖南籍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审议临时约法草案时,透彻地表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现在满清的君主专制虽然已经推翻,但是我们把建设的事业,委托他们官僚,他们能够厉行我们党的主义,替人民谋福利吗?”
二,总统的誓言之袁世凯:发扬共和,涤荡专制
[导读]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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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图/CFP
共和
袁世凯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本刊记者│何书彬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嘎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 年5 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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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印有袁世凯头象。
■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 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10.6)
■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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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的新军操练。图/FOTOE
■ 独裁
如何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到,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
三,总统的誓言之黎元洪:誓与民国相始终
[导读]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 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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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死后,产生了以黎元洪为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的北京政权。图为段祺瑞的内阁成员:(右起)曹汝霖、刘冠雄、陆征祥、段祺瑞、钱能训、段芝贵、朱深、傅增湘。图/CFP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主笔│庄秋水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对黎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做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 段临走时向张交待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 ”,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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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图/CFP
■ 偶然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47岁,职位不算高,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约法》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谓异曲同工,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定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
而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1913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统治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忍功”惊人 。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善自掩饰、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 ”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
当袁世凯真的称帝时,这个忠厚人表现出少见的刚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基成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洪宪皇帝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数月前,黎元洪已经藉口夫人有病,要求搬离瀛台,无奈袁世凯出资十万元,买下了东厂胡同的新宅子。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邸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命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是“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练不可”。(唐德刚:《袁氏当国》)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了帝制拥护者了吗!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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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旧宅,冷军绘画。
■ 执法者难为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帐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八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共和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7月份起给梁每月津贴2000元。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519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员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祺瑞的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藉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12大罪。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沈云龙:《黎元洪评传》)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来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是勋一位;段祺瑞、王世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的、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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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仪式上。图/FOTOE
■ “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与破裂。政事的每况愈下,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
4月份,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回忆,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藉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 督军团们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1917年7月1日,黎重光回忆说,他在家里听到父亲在前面办公室大发脾气,后来得知是梁鼎芬劝说总统“归政”。(《夹缝中难生存的总统》)原来这天凌晨三时,溥仪已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了。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他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乘着活动还没有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总是由他援引入京,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刘丰祥:《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官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粘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 南北彻底分裂 ,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黎元洪评传》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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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夏,张学良、朱启钤、黎元洪等在北戴河合影。图/FOTOE
■ 实业救国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5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20多个银行和厂矿。
而北京政府再度风云变幻。1922年直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冯国璋死后直系首领曹锟需要一个过渡总统,黎元洪又成了最佳人选。所谓补足总统任期,恢复法统,一石二鸟,既推翻了徐世昌,又打击孙中山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发出了三千字的“废督裁兵”“鱼电”,表示有条件同意复职。一番讨价还价,黎元洪终于发电宣誓就职。据总统侍从武官唐仲寅回忆,黎元洪大有前度黎郎今又来的畅快和得意。在复职典礼上,黎元洪穿着礼服来回踱步,对镜顾盼大笑:“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
或许是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绝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 袁世凯死后,产生了以黎元洪为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的北京政权。图为段祺瑞的内阁成员:(右起)曹汝霖、刘冠雄、陆征祥、段祺瑞、钱能训、段芝贵、朱深、傅增湘。图/CFP
四,总统的誓言之冯国璋:毕生谋求“和平统一”
[导读]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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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大总统的灵堂。图/CFP
统一
冯国璋就职通电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 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理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纷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本刊记者│李远江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经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
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 老问题 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十二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此时,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统一之道。
段祺瑞挟北洋军力以自重,蔑视南方军阀和革命势力,主张“武力统一”,彻底消灭北洋以外的敌对力量。实力不济的孙中山则联络西南军阀,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其内心想的依然是武力统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北洋实力派、直系军阀首脑,冯国璋却与段祺瑞、孙中山完全不同——坚决主张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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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图/CFP
■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3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在进攻汉口的时候,革命军退守市区,依托民房进行巷战,交战最终引发了一场大火(革命军宣称是冯国璋下令纵火,而冯国璋反指责是革命军炮击所致),延烧整整三昼夜,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化为一片焦土。
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江苏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思想非常活跃。治理江苏的四年时间里,冯国璋与梁启超、张謇等人过从甚密,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坚信改良主义,提倡实业救国。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 府院一体,内外同心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
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粘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经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 月8 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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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徐世昌等人手书。
■ 和平统一VS武力统一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 矢志不渝 死有遗憾
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8月,新国会成立,段祺瑞掌控下的安福系成为第一派系。9月,在段琪瑞的操纵之下,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新任总统,冯国璋被名正言顺地赶下了台。
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五,总统的誓言之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导读]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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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胸前戴着大总统专有的大勋章。
文治
徐世昌就职宣言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本刊记者│刘永峰
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目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那天上午,尽管正下着雨,但是天安门外,聚集的示威游行学生却越来越多。到九时许,陆续到来的,已有约四五百名男女,他们各自手持白旗,集合后向西走去。这时,不断有巡警,沿途劝解,令其解散,但游行队伍,坚持要到总统府请愿。一直以来,武人的骄横跋扈,都是这位大总统挥之不去的困扰,而至此,令徐世昌更为不利的是,知识界对这位文人总统的日益不满也爆发了。
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外的栅栏前,请愿的学生已是围了一重又一重,京师警察厅派来的巡警与公府的守卫严阵以待,频频设法制止,“经国务院派人劝谕,该生等仍麇集不去” (《政府公报》)。至下午一时三刻许,数百名请愿学生又涌向教育部前去示威。总统府门前,留下六名学生代表依然在坚守。
在雨中,请愿学生依然没能见到总统出来,只是稳坐于中南海内的徐世昌,内心是否也依然平静呢?徐世昌知道,在总统府外,学潮队伍汹涌澎湃的声浪中,他的声望也在一点一滴地坠入谷底。他也许还会感慨,三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待徐至公府,礼官导引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整,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10时整,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向北,与议长会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世昌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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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同僚张锡鉴等合影。前排中为徐世昌,其左为奉天参赞梁如浩,右为奉天营务处督办张锡鉴。第二排右二为蒙务局督办朱启钤。图/FOTOE
■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十五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九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遂为中外属望之一人。他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会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人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沈云龙也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军费浩繁,武人索要无厌,地方割据,税入泰半截留,以致中央财政困难,司农仰屋兴嗟,尤令世昌束手无策,影响所及,则行政教育经费,亦不能按时发放。相继发生北京各校罢课,中央银行挤兑,内务、教育、司法部员工罢工,……政象之乱,为往昔所未有,甚而演成教育界之‘六三’索薪潮。”
■ 索薪潮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六三”之前,首都教育界就已是连日到部请愿,“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偿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不忍“此辈纯洁之青年”“为维持教育而遭此■辱”,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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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总统徐世昌率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官员检阅后致词,向各国公使致意,借欧洲战胜利“夸功耀武”,吹嘘“公理战胜强权”。图/FOTOE
■ 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之无政府及共产主义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堤防尽溃,而醉心者诧为新奇,几于中风狂走,若干名流伟人,不稔其是否适合国情,且从而播扬之,甘效前驱……”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另外,“五四”以来,学生对于政治运动渐感兴趣,其固有之温和敦厚、彬彬有礼,一变而为激进狂热。教育界的这些表现,使政府统治颇感棘手,渐成对立。在这种语境下,6月3日,新华门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血肉横飞”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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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徐世昌(右二)在天津寓所前留影。 图/FOTOE(左)
■ 声誉扫地
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当日的《政府公报》这样描述事情的经过:“马叙伦紧拥马次长身后,并用扬声器号令大家打进去。其时守卫队兵正欲设法制止,即见在后之教员学生等,群拾马路石块,向前攒击,一时石子乱飞,秩序紊乱。卫兵等奋力卫护马次长,救入新华门内。马次长头戴绒帽遗失,腰背等处均各受伤。……纷乱之际,马叙伦等先行抽身潜逃。似经兵警弹压,始各陆续散去。”
事后北京八高校联合声明的材料中,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同人等请次长、八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人入府,讵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卫兵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加刺击,知机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泞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么蛮忍的行为竟然发生在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府前。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六,总统的誓言之曹锟:贿选者与他的《宪法》
[导读]以贿选上位的曹锟,试图以颁布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法统重光。然而,多年之后,毛泽东反问:“宪法,中国已经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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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曹锟(左三)在接受记者采访。图/FOTOE
宪政
曹锟就职宣言
“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其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
文│王磊石
以贿选上位的曹锟,试图以颁布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法统重光。然而,多年之后,毛泽东反问:“宪法,中国已经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一位出身寒门做事憨厚的布贩终于在半生戎马之后逼近了权利的顶峰,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尽全力去争抢那张“总统宝座”。时年61岁的曹锟终于选择了后者,在1923年他挤走了傀儡黎元洪,决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
然而来自各方压力是其史料未及的,南下议员的声讨、奉系的威胁以及广东方面的公然反对,让这位号称“曹三傻子”的“厚道人”坐立不安。他很清楚,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议员们的选票中走上权力之巅,最终他选择了贿选。
■ 贿选上位
1923年10月10日甫明时分,一列专车缓缓驶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原本在此守候了一夜的人们此时甚为兴奋,浑身倦怠顷刻间感到了些许舒缓。好不容易有了些盼头,可以一睹新任大总统曹锟的真容。但不久后的一条消息让他们陷入了失望与愤懑。负责欢迎仪式安保任务的士兵告知他们,“只限定实缺简任以上各官,其余概不准入!”,理由是“夜间接到了保定的电话”。尽管那些低阶官员心有不甘,但是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去。余下的高层官员、政界名流面对着如此厚待表现得志得意满。
七时三刻,军号响起。负责防卫任务的冯玉祥部官兵纷纷端枪立正,须臾之后,直系首领曹锟在周梦贤、曹士杰两人的搀扶下径直走出车内,向等候在站台内的各界人士频频点头、招手。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身材高大,衣着军装,胸前配满了各色勋章。军乐毕,阁员以及军警长官如高凌尉、顾维钧、冯玉祥等一干人等纷纷上前表示欢迎。曹锟与众人略作谈话后,即登上了五十码外守候的汽车。
一声口令响起,排列在周边的军警举枪致敬。汽车缓缓开动,在一辆六匹黑马驾驭的礼车(袁世凯所用)追随下驶入了前门,奔向中南海总统府。汽车全程由骑兵马队拥护而行,所有护卫骑兵分成两排,一眼望去气派异常。途经路段已在一天前进行了特殊的布置,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一派皇帝出巡时的威仪。道路两侧军警林立,五步一人,十步一骑,每逢交叉路口必有三五持枪士兵站岗。气氛凝重而肃然。
从正阳门到中南海之间,这段路程并不算长,但此时的曹锟脑海里值得思索的东西太多太多,或许正在感慨四十年前津门推车贩布的人世沧桑,也可能还沉浸在五日前勉强依靠金钱支撑下来选举的庆幸,更可能的是思索着眼前这盘并不好下的残局。甚至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不经意间他已经登上了中华民国权力的顶峰。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将成为这个国家前进方向的左右者,而这条前进的道路又是如此崎岖难行。
不多时,汽车到达了怀仁堂。这时的怀仁堂已经人声鼎沸,恭维道贺之词不绝于耳。等到九点,曹锟的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曹大总统面南而立,各国务员向北而立,军乐响起,众人脱帽肃立。乐止,曹氏开始宣读就职宣言,该就职宣言全文五百余字,由王毓芝代笔所作。
宣言中说,“锟军人也,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托付之重,出而谋一国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和往常宣言别无二致,这份宣言首先以自谦开头,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其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他一下抛出了“制宪”这一举世关注的卖点,将自己的贿选政府放在了合法位置之上。这就是这位曹大总统及其班底酝酿已久的“法统重光”。
宣誓完毕之后,曹锟便成为民国建国后第12个年头中的第五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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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前排左起:王云龙、顾维钧、丘吉尔、王世杰(团长)、胡霖。图/FOTOE
■ “法统重光”之梦
就在曹锟宣誓就职后的两个小时,他在随从人员的陪伴下出现在了国会街春颐园的议会大厅里。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在此宣布了新宪法。
事实上,这部宪法是曹锟精心策划的得意之作。长久以来曹锟一直很清楚,尽管自己依靠财力上的强势打赢了议员争夺战,但是真正威胁自己位置的并不是选票。而是实力派手中的人和枪,以及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因此如何让能够抵挡住各方压力,将自己贿买来的总统头衔合法化就成为了曹锟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早在四个月前以褚辅成、汤漪为首的南下议员们就在上海举行集会,声讨曹锟之余发出了《离京议员致两院同人书》。文中大声责问道“不一思今日窃据国务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国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其权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
1923年9月10日,那些离京议员再次发表宣言,这次矛头直指参与贿选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盘踞北京国会议场,携其议长资格,利用军阀武力与金钱,公开贿买议员,而犹不足,乃至破坏立国之根本法度。”
接下来,各地军界要人、实力派人物也坐不住了,纷纷通电讨伐,言辞之激烈丝毫不逊于声讨袁世凯称帝时的檄文。9月27日,卢永祥率先发难:“永祥痛国纪之倾颓,不忍对人之臆说,惟冀促成制宪,补救方法,至元首但能依法递嬗,则人选听诸国会,意为我中华民国之诞起。”张作霖也继起声讨。上海各省同乡会、学生联合总会等社会团体也群起通电。
就职前的那段时间里,曹锟成为了全国众矢之的,而他们声讨的核心观点便是宪法的缺失导致总统选举出现贿选丑闻,要求恢复“法统”。舆论风行之下曹锟可以加派重兵保证自己就职当日的人身安全,但是想堵住政敌们的嘴显然是难比登天。因此,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利用舆论自己来占领“法统”的制高点。
仔细梳理一下不难发现,自从袁世凯1914年开始解散国会,因为废除《约法》一事弄得身败名裂,到段祺瑞1917年马厂誓师赶走张勋立下“再造共和”首功,但也是因为不肯恢复《约法》而最终落得寓居天津的下场,而南方势力频频以护法为旗号挑战着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赢得了舆论与道义上支持。自从辛亥以来多少事件是围绕着这部宪法展开的,而又有多少实权人物栽在了这部《约法》面前?
为了应对贿选行为带来的种种不利,摆脱千夫所指的窘境,化被动而主动,曹锟决定抢先制定颁布一部《宪法》,让各方势力失去声讨的口实,而自己也可以藉此一举将“法统重光”的功勋揽入怀中,使其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合法元首。
在贿选的同时,他也紧锣密鼓地督促北京宪法会议在自己就职之前赶制出一部宪法,以此来保证自己就职当天可以成为辛亥以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人。10月8日,经三读通过,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宪法》诞生了。历经民国十一载的抗争妥协,前人没能办到的事情却在一位贿选总统的暗箱操作下,召开三次会议,花费十余小时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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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曹锟。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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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曹锟在天津的旧居。 图/CFP
■ 生不逢时的《宪法》
这部加紧制定出的宪法共十三章141条,于l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吸取了后来宪法草案续议过程中的某些主张。从内容上看,基本上是沿袭了《天坛宪草》规定,体现了保障人权之宗旨,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衡原则和较为规范的政府体制。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突出表现了该宪法的时代特点。
尽管这部《宪法》在“国权”与“地方制度”两个问题的表述上尚不完备,甚至是包含矛盾之处,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宪政史上最富现代精神的宪法类文件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现代法律理念已经基本齐全。单从条文上说,它是北洋政府时期立法机关经过10年规范化的法律程序,制定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较为完善的正式国家大法。
只可惜这样一部生不逢时的法律在诞生后不久,就遭到了各方的抵制和发难。当时发行的《东方杂志》就不无嘲讽地说,“国人不特不颂其功,反因反对声浪大气。且一部神圣的宪法,亦被议员先生所累,得到“秽宪”两字的徽号了。”
寄予厚望“法统重光”非但没能树立起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好端端的一部《宪法》也被曹锟连累,被后人称之为“贿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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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6日,张作霖命奉军演习实战大操,直奉战争悄悄拉开内幕。图为奉军骑兵。图/FOTOE
■ 总统末日
“贿选总统”、“猪仔议员”、“贿选宪法”……一切和1923年那任北京政府相关的事物都被人为地包裹上骂名后,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法统重光”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它建立在了贿选这一绝对丑陋的前提之下。
就在曹锟就职后不久,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大会要求解散“猪仔国会”、曹锟下台,身在广东的孙中山更是亲任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馆否认曹锟为总统。于是,全国倒曹势力高涨。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做梦也没想到一直护卫其走上总统宝座的冯玉祥会在这个时候反戈一击。就在10月18日,曹锟下令对奉军发动总攻击直军倾巢而出之时。冯玉祥命人由古北口、密云潜入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切断了电话线,占领了电话局,并且囚禁了曹锟。整个政变过程未费一枪一弹。次日凌晨,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街皆是佩戴了“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就这样,“贿选总统”结束了其为期一年的执政生涯。
因为贿选,曹锟毁掉了一部宪法。而后来的诸位总统们非但没有向宪政愈走愈近,甚至没能颁布出一部更像样的宪法。
多年之后,毛泽东不无讽刺的反问道:“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七,总统的誓言之蒋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导读]1949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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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步入国民政府时,仪仗队演奏军乐。图/FOTOE
民主
蒋介石就职演说
“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
蒋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文│凡歌
在蒋介石最初的就职承诺中,“民主”出现了20次,超过了 “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最终的结果显示,他一直在奋斗,但从未懂民主。
一身长袍马褂,一口江浙乡音,1948年5月20日,在21响礼炮声中,蒋介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在不到3800字的就职演讲中,蒋介石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对内遵行宪法,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对外政策则强调维护联合国、与世界各国互惠共利、宽恕日本。
“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 在抗战中逐渐为人熟悉的口音在广播中响起,这位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讲相当铿锵有力。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蒋介石的就职承诺中,“民主”出现了20次,超过了 “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但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就在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62岁的蒋介石的满脑子盘算的都是如何辞职下野。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自己的感受:“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从5月20日到22日,就任总统后的前三天,蒋介石陆续向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宋美龄、蒋经国等不同程度的透露其辞职念头,其部下与家属当然一致反对此提议。但看起来蒋介石是认真的,他甚至找来法学大腕王宠惠,研究辞职程序。
一个刚刚被选为总统,权势熏天的铁腕人物,为何竟会陷入如此的困境当中。一个时刻提醒自己“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的总统又会如何践行自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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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图/CFP
■ 党内“民主”
总统选举中的混乱和军事上的失利,让蒋介石不断的产生挫败感,但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国民党内的控制力正在下降,在之前4月3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本日课程如常,而悲愤之气仍未稍息。明知政治、军事与党务大权在握,并未动摇,无可畏惧,而心神震惊、环境恶劣;又以党政军经之干部无能,组织无方,未能建立重心,对于一般贪污无能之上级干部又拒之于门外,毫不之理,故形成今日离心离德之现象。”
在就职演讲中,蒋介石承诺:“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但他同时强调:“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
向民主学习的第一课,蒋介石准备在国民党内部开始。
5月17日,立法院选举。或许是为了显示党内民主的景象,在选举前,蒋介石故意离开南京,偕宋美龄前往无锡度假三天。
但蒋介石前脚离开,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就再度激烈起来,5月17日,孙科与陈立夫分别竞选立法院正、副院长。刚刚辞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虽然是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却遭遇了包括“三青团系”、“朱家骅派”、“新桂系”等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联合抵制。在这些派别看来,陈立夫就是党内“反动”与“统制”的象征性人物。其时李宗仁竞选时提出的口号就是“用新人,行新政”,对这位“陈家党”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欲去之而后快。
接着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双方又展开激烈斗争。这一次,攻击者变为前度处于守势的CC派党籍立法委员。出掌行政院甫满一年的政学系领袖张群原本是蒋介石属意人选。为了在党内形成集中意见,5月21日,在晨祷结束后,蒋介石专门约见陈立夫,要求陈立夫约束他的派系成员,支持张群。但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一向对蒋言听计从,有令必行的陈立夫开始大诉其苦,称干部已怪他过分服从总裁,致使所部毫无出路。对一手栽培陈立夫长达20多年的蒋介石来说,这样的回答大出他的意料。
会谈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立夫变态之快,殊为生平最大之教训也。”
不过,蒋的执拗劲无人可比。这一天在他的示意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针对行政院长人选问题的党籍立法委员谈话会,意在通过张群为行政院长候选人。不料横生枝节,在CC系成员的要求下,谈话会试行了党内会议少见的假投票举措。事实上是一个摸底调查,结果在460名党籍立法委员中,有259人投票给时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而时为行政院院长的张群只得到94票,只比第三名,时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吴铁城多了9票,甚至有人投票给非党籍的候选人。
这一“党内民主”的结果令蒋介石大为愤怒,但他对尾大不掉的CC系却无可奈何。这一天,在同自己的心腹秘书陈布雷谈话时,蒋忍不住说:“立夫对余亦玩弄手段,以假投票方式使余不能不从其意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藉以排除其政敌张群,殊为痛心。”
连任行政院长意愿本就不高的张群,此时则以省亲养疴为由,遁离首都南京,请假返回老家四川。而被CC系架上火线的何应钦也怕引火烧身,更是当面向蒋介石推辞了行政院长提名。一出内讧戏令蒋介石颇为难堪,内阁部长迟迟难产令外界议论纷纷。于是5月23日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在半夜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告知,被火线提名为行政院长候选人。对于天上飞来的这顶“官帽”,翁最初坚辞不受,但终为蒋说动,随后他闪电获得国民党中央提名,接着在24日下午取得了立法院投票同意,成为行宪后首任的行政院长。
副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国民党试行三权制衡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没有经历过权力制衡的国民政府而言,看起来变成了狗咬狗一嘴毛的闹剧。但事实上,选举政治的本色正是要使各利益集团的角逐在阳光下进行,这让习惯了暗箱操作的蒋介石总统颇不适应。这是蒋介石抑郁懊恼,有苦难言的根由,在蒋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里,每天都有心神不安的描述,他一度称这次行宪选举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败”,遂累有摞挑子之想法。
但造局者正是蒋介石自己,善于在派别中搞平衡,以使自己始终保持领袖地位,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成功的根基之一,也正是他的默许和鼓励造就了国民党派系林立的政治格局,现在,他种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品尝这一果实的只能是他自己。
■ 分拆国民党?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冷眼观察这一小品剧,得出的结论为:这是蒋介石多年赖以立足之基础的内部反叛。之后他建议蒋介石进行行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解散CC系。
蒋家天下陈家党,蒋介石此时却又顾虑重重。他在这段时间不停地与自己的亲信探讨国民党的出路,但同一时间国共两党正在东北进行决定性的命运之战。蒋介石要到败退台湾后才看到延安的“整风运动”,这个聪明的人即刻反省到了自己在1948年所遇到的难题,共产党在1945年就已经开始解决了。
蒋介石在这一年想出的解决办法为:今后本党方针,不出二途,一撤底改组,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二为任多派自动组党,使之分道扬镳。5月30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一级的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首度透露了其主动裂解国民党的想法,让这些官员们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讲话中说:“自抗战胜利结束,余原拟摆脱公职,从此退休,最近亦有此念,但皆以国家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党员,无人统率,且必因余之退休而更陷于纷乱。余以是只有忍耐,继续负责。但是现在若干党员阳奉阴违,不照余之指示做事,当面表示拥护,背地里却在捣乱。今年七八月间决定召开全国代表座谈会,希望能因此加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倘使这个希望不能达到,我宁肯让党分裂。不愿做国民党党员的人,可以脱离,也可以另外去组党,我绝对愿意支持。”
一个匪议所思的现象出现了,在蒋声色俱厉的讲话后。当天党、团双方人马对于是否支持党中央提名的立法院副院长人选陈立夫一事,却仍然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蒋介石当场要求与会人士起立表明心志,其时团方的中常委只能敷衍照办。
在蒋的威压下,只有三个人没有起身,两个是资深的团派反对者黄宇人、汤如炎。另一个则是蒋的夫人宋美龄。为了化解尴尬,宋委婉说开会时间已久,笑着向蒋提议散会,排解了当时僵持不下的场面。
会后,与会的刘健群自我解嘲团方中常委的起立行诺言也就成了镜花水月。也许重整国民党与分立国民党的想法并不相悖,但恰如台湾学者王良卿所言:如果一个腐朽的党只是藉由简单裂解,却不设法整饬人组织人事,顶多也恐怕只是徒然制造了两个腐朽的党,实则仍难济事。
事实上,蒋介石的整党愿望只有战败后蜗居台湾的时候才得以实现,他在那时候的讲话里数度谈到了“延安整风”。而他分裂国民党的,造成党外有党的计划,则要到国民党在台湾首度失去统治权后才得以实现。
此年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不过,美国《时代》周刊在这一年底仍然把蒋选为了年度封面人物,在封面上他们意味深长地写下了“消失的地平线”,看起来中国将跃出美国的视线之外。在对蒋的这一年作了相当长的回顾后,《时代》预测称未来可能会发生几种变化:
蒋总司令下台,让位给新生的“改革”政府。(最有可能的首脑是:副总统李宗仁)
中国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据状况。
共产党可能征服全中国。
他们几乎全部猜中了答案。
1949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这距离他当选总统仅仅不到八个月。最终的结果显示,“民主”这个他在就职演讲中反复提及的字眼,他虽然一直在奋斗,但从未真正懂得。■
(本文部分参阅《跌荡一百年》、《中国国民党从革新走向改造》、《蒋介石传》)
八,总统誓言之李宗仁:末代总统的三个愿望
[导读]李宗仁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在内部做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胀。但直到“代总统”职位结束,三个愿望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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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李宗仁
和平
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末代总统”的三个愿望
文│王彬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东北、华北全境“沦陷”,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解放军有320万,其中120万人组成的东西两大战略集群枕戈待旦。还有,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
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李代总统”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
◎ 注定破裂的和谈
与中共谋求和平,是所有计划的立足点。
早在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讲话中发表求和文告。中共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对蒋介石来说,这八项谈判条件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无从接受。
而李宗仁积极回应了中共的和谈主张。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谈秘使还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于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管和谈结果如何,一定要踏过长江。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于2月14日甩开孙科和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
这场“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开始了。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
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中共还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向百万大军发布了渡江命令。
渡江后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李宗仁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想法彻底破产。
◎ 改革成了一句空话
国都丢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让他介怀的是,从上台开始,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
1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1、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广播旁边收听了新政权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11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机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国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国政府会更多地援助他与中共分庭抗礼。可是,没有等到美援遏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中共的百万大军就已挥师南下,更让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李宗仁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这顿午餐进行得很尴尬,没有谈及任何实质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
美国人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他们和李宗仁一样,不喜欢蒋介石。但美国人需要蒋介石。而李宗仁则是“落难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李宗仁渴望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运往东方,落入蒋介石的手中。
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总统”的头衔,他毕竟还是名誉上的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这一头衔对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却吸引了“第三势力”的注意。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极为心动,只是因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在美国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势力”甚至开始准备在菲律宾筹办基地。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
到了1954年3月,台湾的“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顺理成章”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这对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