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内瓦到卢塞恩:画饼充饥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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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饼充饥的誓言

作者:木然 2011-4-2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这样在“十二五”期间就可以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相信每一个人初看此消息都会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一网友在微博上的一席话,倒也能发人深省,网友说:“5年实现职工工资翻番。饼画的好大呀。靠什么实现,增加体制内人员工资?超量发行货币?压缩企业利润?还是做梦!”还有人说,这根本就是通胀压力下的维稳,不具有可实践性,是忽悠人的事。网友的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也道出了工资翻番的本质。

孙立平先生对此说得更清楚:财富到了政府的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向个人转移。这个转移有正当的途径,有不正当的途径。正当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再分配。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等等。总体上中国政府再分配的比重比较小,再分配的职能也还是有限。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更大的政府公共财富向个人不正当的转移,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换句话说,政府想给工人涨工资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得很,钱主要都用到歪门邪道上去了,用在正道的地方自然就少。

再仔细一琢磨,五年工资翻番之说不但实现不了,道理也讲不通,有歪理邪说之嫌。此说法表明了权力者对非公有制地位的歧视,显示了权力者理性的自负与傲慢、对自由的蔑视和对尊严的贬损。基于人性恶的理论,把用在邪道上的钱拿回来用在正道上,无异于让权力者自宫,用左手砍右手,这种事,只要不是疯子,那就一定做不出来。

通过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事实判断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权力经济或权贵经济,权力支配经济,权力支配市场。权力支配经济或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给经济主体排座次,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公平竞争说了算,而是权力说了算。如果是市场经济,每一种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经济主体的排座次必然也会给分配的主体排座次,经济主体的座次就是分配主体的座次,经济主体的国有制老大地位就决定了分配主体的国有制的老大地位,就是工资真的翻番,也是国有制分配主体的翻番。与国有制的老大地位相比,民营企业最多排在老二的地位,就是排在老二了,老二的地位也是由权力定的。但一般的民企是不可能当老二的,只有和权力结合紧密的企业权力才会恩赐给民企老二的地位,如果不听话,老二民企的地位也会随时被权力者抛弃。给民企老二的地位之后,民企的工资分配权力部门也就不管不问了,因为职工的工资是民企老板说了算。

人之称为人,就是与动物相比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更为主要的是,人的理性就在于认识到理性自身的限度,或者是理性不及,无论伟人、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普通人,都有着理性不及的思维与判断的短板。邓小平当时提出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时候,提出了温饱、小康、现代化三个阶段,他认为在2000年实现小康,可到2011年还是全面建设小康阶段,没有实现小康。当时他说小康就是人均800美元,现在又定在3000美元左右。通过这一事例可以看到简单的事实,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指标是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是不断提高的,美元也会贬值的,800美元也会变成3000美元的,美好社会也会变成乌托邦的,未来也是难以预测的。天有不测风云,社会有不测之动荡,自然灾害也经常不期而至,按着木桶理论的说法,其中的短板而不是其中的长板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人的理性的自负的悲剧就在于太过重视长板而忽略了短板,太过看重涨工资的长板而忽视了通货膨胀这一短板,太过重视已经看到的事实而忽略了那些没有显现的事实,太过重视灯光而忽略了灯光背影下的危险。

自由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而政府就是最大的强制,政府如果不强制,自由就会不请自来,政府如果强制,自由就会被挤占。自由与政府强制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关系,自由长,强制少,自由少,强制就多。从原则上讲,为了自由,政府的强制就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正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控制自由的最好办法就是控制人们的财富、控制人们的工资,政府成为财富和工资分配的主导者。表面上看来,政府管工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平等的仁慈的行为,但是这种管工资的方式却妨碍了自由的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妨碍了经济精英们竞争和创新的自由,使他们本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资金被政府强行分配,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妨碍了那些进入市场的人难以自由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发展。正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处于市场弱势的群体增强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失去了市场所需要的自主性。

工资是尊严的基础,没有工资就没有尊严,工资的等级厘定了尊严的等级。杨志明说实现农民工零欠薪,他还透露了一张时间表,争取今年有浙江、天津、重庆等10个左右省份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明年实现一半以上的省份基本无拖欠,后年实现全国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设立了“恶意欠薪罪”,用“犯罪”规范了拖欠工资行为处罚力度。当前,农民工欠薪中80%集中在建筑企业,建筑企业中尤其是高铁、高速公路,水利、机场等政府项目欠款引发的比例很大。人社部门将重点配合司法部门落实好“欠薪罪”的规定。从时间表中可以看出,即使解决了恶意欠薪的问题,五年规划也过了三年,余下的两年就是增长15%也不可能翻番了,除非农民工排除在外,是职工的等外人员。如果农民工不是工人,农民工不享受城里职工的工资待遇,显然是违背了人权、尊严,破坏了平等。

政府与其管工资,不如遵守法律,执行公共规则,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为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工资最好由市场自发地调节为好,即使市场给的工资低了,人的幸福与尊严也不会因此而下滑。市场不需要感恩,政府才需要感恩。人对政府一感恩,人的地位就下降,人的自由就减少,人的尊严就会被轻视。

(经济观察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