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盗飞车家庭服务视频:徐向前元帅三次婚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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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三次婚姻之谜

 

文章来源:晓亮作品集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