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核心量化基金净值:愤怒的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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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6月06日 “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最终冤死狱中,他昭显着士的精神庄秋水

  1730年2月19日,湖北通山县令井浚详的师爷唐孙镐突然宣布辞职。他告诉东家,自己将赴上级衙门递交一封呈词。井县令要来这封慷慨陈词的文章,读罢胆战心惊:跟随他数年的幕僚竟写出如此犯上之词。

  事情缘起于曾静案发生之后,《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前,雍正下过几道谕旨,命令全国的读书人讨论对吕留良的处理意见。如今我们难以忖度皇帝的真实用心,他是为了“引蛇出洞”,让那些躲在暗地里的异议者暴露行迹,还是仅仅彰显一下他兼听则明的帝王风度?但那些投机的士人看到了机会,如果响应皇帝的号召,便很可能得到青眼,一步登天。一个名叫诸葛际盛的福建泉州士子跳了出来。

  载有诸葛际盛檄文的邸报送到了通山县。身为师爷,唐孙镐也有机会读到这封落井下石的檄文。他的反应极为激烈。诸葛际盛的檄文今已不存,但通过唐孙镐的檄文,仍能大体通晓他的原意。他攻击吕留良及后人私藏日记、诋毁大清,并找出历史上姓吕的坏蛋,以此否定吕留良的人格。唐师爷反驳说,如果他事先就预知吕留良私藏逆书,为何不检举,单要等到朝廷通告天下才跳出来讨伐?如果姓吕之人在历史上有那么多败类,那他同样找得出品德俱佳的吕姓之人,来证明吕留良的可贵。

  唐孙镐提议,他要和诸葛际盛在勤政殿前当面对质,希望皇帝最终能够赦免吕氏一门,焚毁吕的邪说,保留余著,那么上自公卿,下自庶人,必定同声称快!他最后说,自己为吕留良辩护,并非因同乡之谊(吕是浙江石门人);之所以大声疾呼,是出于道义和一个士人的良知。他以古代诤臣仲山甫和魏征自勉,表示宁肯与儒雅的吕氏父子同归地府,也不愿与无耻的诸葛际盛并活世上。

  在后来写给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中,井县令描述唐孙镐读罢邸报,“忽然疯狂大作”,嘴里号呼喊骂,无所不至。井县令再三劝告,毫无用处,接着便发生了辞职事件。大概井县令觉得唐师爷是疯病发作才能解释此案的不可思议,当然也可以稍稍缓解他作为雇主的压力。毕竟,全国的官吏、读书人皆具结赞同皇帝的看法,吕留良罪大恶极,必须开其棺戮其尸。而唐孙镐,不过一个小小的师爷,未受朝廷升斗之粟(师爷是官员的私人雇员),却不顾惜身家,以一己之力,救解吕氏一门。如果不是偏执型精神病,怎么解释这种“非理性”行为呢?

  至此,井县令必须处置唐孙镐。他向湖广总督迈柱报告,并附上唐师爷的揭帖抄件。迈柱大为震惊,向皇帝上了密折,同时下令将唐孙镐递解到武昌审问。皇帝在奏折末尾做了朱笔批注,命令将其秘密处决,比如杖毙,此事就当做没有发生,上奏的事也不要告诉井浚详,但如井把唐的揭帖传播出去,则必严惩不殆。

  迈柱的回奏颇有意味。他说担心杖毙招人耳目,恰好唐孙镐在监狱中患病身亡,这真是天不容这等逆天大罪,至于唐的揭帖原稿,已经就地销毁。这位大清的封疆大吏自以为工作做得极为到位,皇帝必能领会他的妙意。但唐师爷死亡真相还是流传了出去,他是被人用沙袋压杀于狱中。

  一年以后,浙江天台秀才齐周华再次上疏。此时,关于曾静案的辩论汇集《大义觉迷录》已经颁行天下。他和唐孙镐一样,为吕氏鸣冤。官府仍使用同一手段,“始以言诱,继以威胁,终命以疯自承”。他拒绝配合,于是被囚禁在狱中,受遍酷刑,直到乾隆继位才出狱。在1767年,齐周华又闹出一场大惨剧,终被凌迟处死。但正是他所辑刊的《名山藏副本》收录了《讨诸葛际盛檄文》,唐孙镐的愤怒和高贵才被后人所领略。

  吕留良曾经批评,自秦汉以后,士大夫为了取悦统治者,不仅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而且主动同流合污,迎合主子,扩充自己的野心。事实上,有清一代,帝王收“治统”与“道统”为一身。士林遑论教化帝王,且被“帝王经学”缓慢地消解着对“道”的尊奉和理解。通过政治高压、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治理设计,士阶层的精神日益衰败。而师爷唐孙镐,一如大战风车之唐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反抗士文化的萎靡败落。作为“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他最终冤死狱中,昭显着士精神的执着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