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s操作系统的:公私之辩回归社会常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学校大全网 时间:2022/06/27 19:45:24
● 秋风
重庆组织唱红歌者进京演出。其中有位名叫易如国的成员,临出发前,其90多岁老母去世。易某于8日向亲友托付后事,9日凌晨将母亲遗体送上灵车,毅然上车赴京。换言之,他没有参加母亲的丧礼。对着媒体他这样解释:“这次演出,我代表的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
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当然是作为无私奉献的好人好事报道,还配发了感人的照片。然而,在网络媒体上,此事得到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认为,这样的人太不近人情了,而一个不近人情、对自己的母亲不能尽孝的人,不管说什么,唱什么,恐怕都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好事者举出一个星期后发生的另外一桩事,以作对比: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正率团在台湾中南部展开拜会活动,惊闻88岁高龄老父在福州病逝,临时中断拜会行程,急飞福州奔丧。对此,网络上一片赞美之声。
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应,确实很有趣。按说,网络上活跃的人物多接受启蒙观念,未必完全承认孝道理念之现代意义。易某之遭人抨击,或有其他原因。不过,如此一致的抨击,尤其是对郑立中的赞美,似足以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确实已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报道易某事迹的媒体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以至于本来是要报道好人好事,结果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批评的靶子。
这可能是惯性使然。过去几十年来,媒体报道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几乎总要讲述一两个先进人物不顾父母、妻、子疾病、安危,而全身心投入到公家、国家事业中的事迹,这种不为父母奔丧的故事似乎就不少。仿佛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够先进。
这样的价值观念完全是现代的。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如果不为父母奔丧,那就是要被所有人鄙视的。官员如果贪恋权位,不为父母奔丧,是要遭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的。丁忧守孝三年是旧时官场几乎强制的行为,如当年的曾国藩等。这些习俗、制度中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治国始于修身与齐家。
儒家的理念很简单:最好的治理是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社会前提是,每个人自我治理,此即修身。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也应自我治理,此即齐家。这绝不意味着,儒家不关心家以外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儒家主张修身、齐家,就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目标。但儒家清楚地知道,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做起,那就是修身、齐家。
至关重要的是,人能否在邦国、天下事务中扮演好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在家庭中是否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人必然出生于家中,其一生最重要的活动空间是家。人只能在家庭中,更广泛地说,在私人生活之中,训练其社会性行为。比如,通过夫妇、兄弟关系,理解与陌生人的朋友关系。通过父子关系,理解公共性的君臣关系。
更广泛地说,人通过在家庭中的爱,理解、训练爱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人的能力。这就是《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意思。人通过在家庭内的秩序性生活理解外部世界的正义,这也就是《论语》所说另外一句话的含义所在:“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传统中国不存在基督教那样的教会,人们对爱与正义的认知和运用能力,一般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可以说,儒家之所以强调“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到了这种私德的重大公共治理功能。
总之,儒家相信,在私人生活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前者通往后者,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好一个私人,比如,不是好丈夫、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妇,不是合格的父亲、母亲,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公民。即便在家庭之外的组织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似乎也只能说明,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一个人如不爱他的至亲,怎么可能爱陌生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公正地处理家庭事务,他怎么可能公正地处理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因此,儒家要求君子,首先在家庭的私人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才有可能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当然,古圣先贤也清楚地意识到,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的性质并不相同。假如人们完全沉溺于家庭的私人生活之中,心灵闭塞,不关心公共事务,那么共同体的秩序也无法维系。因此,儒家所说的“五伦”,除了血缘性的父子、兄弟外,另有夫妇一伦,这是契约性的,尽管属于私人情感关系范畴。而君臣、朋友两伦,则完全是家庭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后者对于健全的社会治理同样重要。尽管如此,前者构成基础。
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基于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简单、片面理解,而发动了反传统运动,其中的重点正是反家庭。反家庭的目的也许是为了个性解放。但是,处于原子化的存在状态的人同样会寻求归属感,这种努力推动人们走向对于另外一些组织的归属,而导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正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形,反家庭催生出了人的单位化与国家崇拜。人的伦理属性被取消,而仅仅是国家之民,单向度的公民。家庭生活是次要的,亲情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更进一步,为了宏大的事业,妻子必须检举丈夫,儿子必须向领导举报父亲。长此以往,人们的心灵倾向畸形,而行为趋向扭曲。
恐怕正是见证了如此的社会现状,90年代开始,人们对反传统的传统进行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人首先是私人,其次才是公民。一个人惟有做好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这样,私人的家庭的生活重新获得了意义,孝道也开始被人们重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立中之奔丧获得人们的肯定,而重庆易先生之绝情遭到人们的批评。这表明,至少中国人已开始形成回归常态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