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0峰会的论文:“击鼓传花”背后的演变规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学校大全网 时间:2022/06/27 20:43:51
现实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早正确解决,就会沿着它自身固有的轨迹不断发酵并演变成现实风险,这就是普遍的风险形成机制

  其实矛盾“击鼓传花”这一新词,根本上揭示的就是危机基本特性之——渐发性,是指由一定量变逐渐积累并发展到质变的一个风险升级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酝酿与演化。看看当今的真实世界,从自然到社会,各种危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起彼伏,款款而来,不断干扰乃至破坏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与民众的生活。事实上,危机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安全威胁,是我们经常面临的灾难渊源和突出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加强治理。

  “击鼓传花”的演变逻辑:问题——风险——积累——升级——爆发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果在青萍之末就化解将启未启之风,则必无大风之忧。火发于星星之状;如果在星星之状就浇熄可能点火之星,则必无大火之患。危机都有一个起始之点;如果在起始之点就果断施治,则必无危机之害。这即是说,危机治理要着眼源头;要长治久安,就一定要溯源实施危机治理。唯此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否则,就只能掩饰一时、暂时平安,而其实却留下深重隐患。

  那么,“击鼓传花”的起始之点是什么呢?——是风险。风险是危机之源。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风险几乎如影随形、多种多样,常常是勃然萌发、悄然贴近;只要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管理,就必定会不断积累、叠加;再不认真对待、着力化解,便最终会升级、转化为危机。这就是会导致严重后果、令人生畏的风险积聚与演变,是现实危机的形成机制。要治理危机,就不能把目光只定于危机本身,而要看到危机的渊源与过程,破除危机的形成机制,即将危机扑灭在风险状态之际、形成过程之中,真正化危机于无形、解危机于未成。这样做不仅能投入小、困难少、成效高,而且还能真正防范未然、永绝危机后患。显然,要成功实施危机治理,就必须溯源于风险治理。换言之,危机管理就是要从风险管理开始。

  不过,危机管理要做得好,仅溯源于风险管理却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风险也有其固有的源头,风险管理也要实行溯源管理;在挖除了风险之根后,才能消除危机的土壤。

  那么,风险的源头是什么呢?——是问题。问题是风险之源。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多如牛毛,虽然不一定就是风险或者就会变成风险,但却随时都可能孕育风险、激发风险或衍生风险。现实的风险都来自于现实的问题;现实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早正确解决,就会沿着它自身固有的轨迹不断发酵并演变成现实风险。这就是普遍的风险形成机制。要化解风险,就不能把目光只定于风险本身,而要透过风险看到形成风险的问题,从及时发现问题和正确解决问题入手,把风险消灭在形成过程之中。这就是高明的风险管理。显然,要成功实施风险管理,就一定要溯源实施问题管理。换言之,风险管理就是要从问题管理开始。

  由上可知,要卓有成效地防范和化解危机,甚至要从根本上治理危机,就一定首先在视野上要超越危机本身而深透到风险层面,再超越风险层面而深透到问题层面;其次要在行动上超越危机管理本身而先行风险管理,而且要在风险管理之前先做问题管理。从认真对待问题入手,从蛛丝马迹中及时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判断可能、把握趋势,积极、负责、有效地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就能抓住并剪断风险之根而消除导致危机的可能。

  矛盾传递的“动力”根源:“只要风险不及我身即可”

  在矛盾的“击鼓传花”中,一些领导干部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危机治理实际是非常严酷的危机博弈,成败得失就在领导与危机对博输赢的一刹那间,正所谓“治理危机,领导是关键”。

  在正常情况下,风险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都是应及早防范、加以规避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在可能获得高回报、高收益的情况下,或者在几乎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风险就成为值得一碰、必须迎用的因素,其实质就是正常理性范围内的冒险。这些应对风险的态度和做法都是正常的和有理性的,也正是风险管理所追求、所必为的,而且还是高质量危机管理的起点所在、价值所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风险管理到问题管理都会经常发生“走偏”现象。其中,最常见的不正常现象是,把防范和规避风险定位在“只要风险不及我身即可”。此现象有多种情况,但突出表现为如下三种:

  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任由风险肆虐。虽然看见风险了,因为伤不着或者不太能伤着自己,就袖手旁观,或自以为超脱无虞,或心想总有人会去处理,而不管自己是否最起码有道义去提醒、帮助攸关方防范、化解已经出现的风险。在很多时候,面对各种风险、特别是随时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常常是一问三不知。这种情况一旦多了,就会出现冷漠离心、一盘散沙的氛围,就会使风险受阻甚小而大行其道,由小变大,由点到面,逐步发展成为一场可能连带覆盖较多相关层面的现实危机。

  二是“细盘精算,自保自利”,任由风险淹留。只要在自身责任范围内不出问题,就掩盖风险、得过且过;避一险,算一胜;得一利,算一获;不想正视风险,不想承担责任,只想把风险和责任让给别人;任由风险飘落他人的“责任田”里去生根、开花、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常被称为“短视”、“短期行为”或“鸵鸟行为”。诸如GDP膜拜、政绩工程、土地财政、借贷财政、“吃子孙饭”搞开发、对棘手问题拖延解决等等就是这样。如此一来,风险就在积累、加剧、传递和转移,特别是留传给他们的后来者;决不会因为人为遮掩而烟消云散。其结果则必定很严重,常常成为各种重大社会矛盾或突发事件的直接起源。

  三是“推诿扯皮,踢来踢去”,公开推卸风险。只要看见风险有害,只要困难及应解决的问题很需要责任心和认真投入,就把它们当成“烫手的山芋”扔掉,而不管下家接手是谁,任由谁去担当这些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老大难问题、纠结繁缠的矛盾冲突都交出去、推出去;或上交,使问题向上传递而影响大局;或外推,使问题水平外移而引起平级紧张;或下压,使问题下逼而得不到解决。这时,风险就像击鼓传花游戏里的花,而责任人就像该游戏里的角色,在责任节奏的敲打下不断地玩起这一古老的游戏来;人人只想尽快传出去,只想别在自己手上多逗留;你推给我,我推给你,传来传去,不见解决。于是,风险就被这样的游戏“玩大发”了,最终是把小事推演成了大事,把风险演变成了危机。

  其实,上述三种突出现象本身就是会产生风险并进而导致危机的问题。它们不仅使原问题得不到解决,使风险骤然加大,而且使其自身变成了直接相关的导火索甚或另一层面的危机隐患,陡然加大了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严重影响危机治理的成效。这是发生在危机治理主体和责任人身上的严重问题。如不首先着手根治之,就无法从根本上溯源实施具体业务领域的危机治理,而将导致更多的风险积聚加剧、矛盾激化爆发、危机光临致害。

  在矛盾的源头上进行“问题”治理

  “击鼓传花”链条为 “问题——风险——积累——升级——爆发”,大量的危机治理事实表明,重视风险管理的比重视危机管理的更高明,而重视问题管理的却比重视风险管理的更高明。只是风险管理因为更接近于危机管理而常受重视,问题管理却因为几乎是日常管理而总是容易有所疏忽。正是因为对问题的疏忽,所以总为风险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也因为风险的闸门总是关不严实,所以总为危机的孕育和爆发提供了机会;更因为如此一层层疏漏失防、根未深治,所以就总是危机频仍、苦果频至而一再痛心疾首。

  当前中国唯有积极展开危机博弈才是出路,危机虽然带来重压,但也带来了针对危机的更大反向作用力。现实证明只有内行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有效克服危机,化解危机需要权变智慧,因形顺势是基本的权变智慧,变被动为主动是常态的权变智慧,保持、加强和充分发挥主动优势是高超的权变智慧,这样的领导会将危机治理的阵地推进到风险管理,再又把风险管理的阵地推进到问题管理,筑起危机管理的三道防线,由此形成一个完备的危机根治机制,让危机成为转机,使危难变成成功的机遇。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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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市场化下的官员“两难”

  作者:胡建国

  解决好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做被动式的枝节纠正,而是需要总体性的调整,扭转社会的市场化走向,这是当下应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必然选择

  官场矛盾击鼓传花的现象出现,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官员缺乏责任心,更应该思考的是,官员为何缺乏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动力?

  中国经济社会运行规则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从主观上,将社会矛盾冲突激化归结于官员思想麻痹。从现实来看,大部分政府官员是意识到社会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的,但是他们缺乏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动力。这里并不仅仅是个人主观动能不足所造成的,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运行规则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市场化为突出特征,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调整,这即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也是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诱因。在以经济增长为首要政绩考核的导向下,在社会矛盾冲突强度不足以造成社会稳定的预判下,社会矛盾冲突久拖不决成为可能。

  以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共物品消费在1997年后开始推向市场供给,以社会市场化为突出特征,从根本上改变着1997年之前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变化至少导致两方面的效应:

  第一,从积极效应来看,公共物品消费的大举市场化,有力拉动着经济的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重返快速增长通道,200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率先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其中,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功不可没,教育与医疗的市场化又使得国家财政在这两块领域投入实现了最小化,换取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建设领域,以此扩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于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可以说体验到了社会市场化模式的“发展”甜头。

  第二,从消极效应来看,主要是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使得公众背上沉重的压力,透支公众的总体消费能力。在面对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沉重的消费大山时,公众只能大幅缩减在私人物品方面的消费,这使得1997年之前就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在“饮鸩止渴”之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被恶化了。另外,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等公共品的缺失,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同时,房地产业发展过程出现的土地征迁、房地产商与公众的利益冲突,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冲突开始显现,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突出问题,对此许多政府官员感受到了“稳定”的压力。

  当社会市场化下的“发展”与“稳定”冲突时,只要矛盾冲突不足以对社会稳定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矛盾存在对于发展是有收益的,矛盾久拖不决也就成为相当部分政府官员的选择策略。

  在“发展”与“稳定”之间艰难抉择

  事实上,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即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同时也是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模式下,“发展”与“稳定”二者之间存在冲突与对抗的关联。对此,我们不难看出许多政府官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面对政绩考核的压力,发展是多数政府官员面临的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中心任务,也是对政府官员任期内政绩考核的最主要指标。在有限的任期内,在发展效率最大化的导向下,要调整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没有留出充分的时间与精力空间。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市场化的背景下,由于“发展”与“稳定”冲突与对抗的关联,这意味着要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必然要以牺牲发展速度为代价。

  “发展”与“稳定”并不冲突

  但是在现有经济社会运行规则下,发展必然导致冲突。在唯GDP发展取向下,政府官员面对矛盾必然会“拖、躲、捂、推”。所以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调整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最小化的降低政府官员在发展与稳定任务考量中的艰难抉择。

  解决好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仅做被动式的枝节纠正,而是需要总体性的调整,扭转社会的市场化走向,这是当下应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必然选择。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反思中提出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目标,但是在实践中还没有形成有效可行的总体性方案,缺乏“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的立场。

  总之,我们还是需要强调的是,面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冲突,而对发展与稳定的双重压力,我们一味指责政府官员只看重发展,而回避社会矛盾冲突,一味期待政府官员加强对社会矛盾冲突解决的重视,而不从发展根本方式这一深层的原因分析社会矛盾冲突何以存在,无疑是治标不治本。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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