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战友聚会领导致辞:春秋》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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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我国很早就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史官记录帝王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事实上“君举必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古代确有史官制度以保证文字记载历史的连续性。居现今所见文献资料来看,“事为春秋”的“春秋”,即记录各国重大事件的纪年史或年代记。其所以名“春秋”,是取春秋代序为一年的意思,后来就成为纪年史的专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春秋”。据《墨子》等书记载,墨子曾见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百国春秋”。据《国语》记录,当时楚国、晋国也都各有“春秋”,只是名称不同,楚称“梼杌”,晋称为“乘”。岁月久远,这些“春秋”大多已经亡佚,保留至今的只有鲁国的“鲁春秋”,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春秋》的原本。此外还有《》竹书纪年的一部分,“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晋书·束皙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事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它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最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善而劝恶。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圣人,指孔子。认为只有孔子,才能作出这样的好书。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据《孟子·滕文公下》说应该是孔子,因春秋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从《孟子》的两段记载中,可知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恐弑君、弑父之暴行,无有已时,故作《春秋》谴责这种社会风气,以维持奴隶制社会的安定。《春秋》以褒贬为手段,代行天子之赏罚,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在这里司马迁谈到孔子作《春秋》的原则:即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所谓据鲁,即记事以鲁国为主,但不限于鲁国,兼及天下大事的演变。所谓亲周,即尊周。例如《春秋》隐公元年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在三代,正朔不同: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云“王正月”,即表示记时统一于周正,此即尊周之义。所谓故殷,运之三代,意谓以殷为借鉴,贯通三代,以阐明一贯性的王道。即司马迁所说的《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太史公自序》也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自古以来,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客观地考察先秦典籍,完全可以证明《春秋》毕竟不是由孔子一人撰写而成,也不是孔子时才出现的著作。《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此时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余岁。另有汉严彭祖《严氏春秋》引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因而较为传统的说法是孔子及其弟子曾经对“鲁春秋”做了一定的删改,修正其中的谬误,提炼其文字,并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了加工,最终使它成为一部典范的编年体史著。至于“鲁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我们智能做这样的推测。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征战、兼并的时代,据《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中就有战争七百三十多次。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博克段于鄢。秋七月,天子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东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记录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用语和体例,但皆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的“春秋”都是贵族子弟日常学习的课本。据《国语·楚语》记载,申叔时认为“春秋”是太子必须首先学习的科目,“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晋语》记叔向之所以被荐为世子彪傅,正是由于他“习于‘春秋’”。鲁国的《春秋》也是被传授的一门课程。孔子教授弟子,《春秋》是“六艺”之一,是历史的教科书。至战国时期,《春秋》大行于世。在汉代,它已成为封建教育的经典“五经”之一。司马迁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春秋》在礼教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传习《春秋》的有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和夹氏。《公羊传》和《榖梁传》皆流传至今,“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后世以《公羊传》和《榖梁传》和《左氏春秋》(即《左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从文学的角度看,《春秋》的语言简练、准确,用词谨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可能的指孔子修改《春秋》的情形,但亦可以知其文字的将连达到语意不明、不合逻辑的语句,它为人们提供了提炼语言的方法。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用前后不同的句法,简明地叙述了自然界的两件怪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春秋》作者随其闻见观察的先后,准确地选择词语并确定它们在句中的次序。

  《春秋》中词语的选用是几位严格的。以书中的动词为例:盟、会、遇;卒、薨、崩;如、奔、逊;杀、弑;筑、城,各组近义词的含义皆有细微的差别,用以区分同一行为中不同的社会内涵及作者的评价,或区别人的等级。《春秋》记录战事的词汇尤其丰富,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交战情况的差异,《春秋》专有各种词语分别进行描述。仍以动词为例,如表现征伐、侵入的有伐、侵、袭、入,表现取胜程度的有克、平、灭、取,表现战事状态的有战、围、歼、次、救、还、追,表现战争结果的有降、获、执、败、败绩,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频繁的战争过多地占有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于战争的重视和对战略、战术深入的研究。

  《春秋》的语言简洁而谨严,同时它的含义又是极为富赡的,作者的思想倾向皆蕴含其中。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按《左传》所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虽然只有六个字,但用什么样的字,不用什么样的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严格划定的,字字皆有潜在的含义。又如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句,因为是臣杀君故用“弑”;因为晋灵公不君故直书其名。“三传”记录的事件的详细经过恰好证明了这些含义。古人对《春秋》历来有“一字褒贬”之说,后世或称为“春秋笔法”(又有“皮里春秋”或“皮里阳秋”之说),这正是总结《春秋》的语言特点而得来的说法。这种言简意丰、隐含褒贬的笔法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孔子与《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孔子的政治主张: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种主张或思想倾向并非孔子所独有,鲁国的史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不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正是“春秋笔法”的显著特点,用朱熹的话说即“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事与《竹书纪年》中“魏国之史书”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但就语言文字将二者作一比较,显然有精粗高下之分。《竹书纪年》以年系事,而多有缺漏,远不及《春秋》编年、书法体例之详备;《竹书纪年》虽亦使用史官是记述语,但远不及《春秋》的准确和规范。例如《竹书纪年》记:“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则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按《春秋》“义法”,《春秋》中单称“公”者皆指君;因邾初为鲁之附庸,故对邾君仅称其字“仪父”;又因鲁隐公名姑息,故讳称鲁地姑蔑为“蔑”。相比之下,《春秋》行文之严谨可见一斑。

  但也应指出,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质,一般仅记录事件的结局,缺少对具体过程的细致描写,因此使人很难了解历史事件的原貌,并为后代士人诠释《春秋》留有极大的余地,究诘《春秋》之“微言大义”,适开了经学“穿凿附会”之先例。

  《春秋》在古代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是春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经学中无论讲哪一派,都还要从孔子删定“六经”说起。因此《春秋》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春秋》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我国古代书面表达语言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它与散文写作讲求文辞简洁、含蓄蕴藉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世代学习、研究《春秋》的同时,也学习和继承了它的语言特点和行文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