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修斯x伏地魔高h肉:“炒”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学校大全网 时间:2023/02/01 04:12:31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微博)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全民转战高利贷

  “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浙江民间金融的土壤丰厚,起源于隋唐的‘呈会’、‘抬会’、‘标会’等就没有中断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告诉南方周末,呈会(又称千千滚会)几乎在温州的每个村庄都流行过。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

  到2011年5月份,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到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为24.38%,正好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6.56%的四倍)。但官方数据显然趋于保守,据记者了解,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什么生意能赶上放贷?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相形之下,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标率74%。周德文估计,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在温州当地报纸上,随处可见“吐血抛售”房产的广告,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

  “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收藏品市场可能80%以上都是赝品。”当年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动产董事长吴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资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资金的流向自然随之发生改变。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情况表明,资金短缺时代最大的财主银行,也在或明或暗间推波助澜。

  记者了解到,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比如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1亿元。

  每到月底,江浙很多国有银行内部人为完成“存贷比”指标(该指标直接影响其下一期授信额度),经常性地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会帮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浙江很多地方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因此公务员中有不少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投入高利贷行业。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甚至有银行员工自己就是“主角”——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一位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还有的放贷者通过与信用卡办卡公司合作,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出大量信用卡,然后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这种操作几乎无任何利息付出,只需按期办理还款即可。

  危险的春节

  危险的春节

  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在温州担保协会的大门上方的液晶屏上,有一行滚动播出的“温馨提示”:“担保公司不允许从事放贷、吸储等业务”,但该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这句话只对协会下属4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有约束力。据他介绍,“正规”的担保公司是为银行信贷安全服务的中介公司,从国家财政领取补贴,60%的资金必须存银行,自身只收取客户0.3%的年息,属于高风险、低盈利行业。

  但在温州民间,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毗邻而设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借贷业务。高速公路收费站口的液晶屏上,也公然打着投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短期借款”的广告。

  上述协会负责人估计,温州大概有寄售行四百多家,担保公司近千家,“永强那么小的地方就有几十家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钱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跑路后,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比如非法集资15亿元的王晓东案,据说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王晓东目前已解除拘禁,在家筹钱还款。

  在温州,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同时也做实业,“自己有资产,别人借钱给他更放心。”一位温州担保公司老板许达(化名)说。放贷的老板们大都爱炫富,比如宝康的老板吴保忠开着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百乐家电郑珠菊一家豪车有十来辆,这往往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觉得你不可能还不上钱。”

  那么,担保公司等集聚的大量高利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半资金会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其余则通常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或者赌博业。

  但在目前的光景下,这几个出口都是违约风险极大的高危地带。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负担50%以上的利息率,暂时的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是在“饮鸩止渴”。

  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一旦恐慌袭来,债权人一挤兑,引发连锁反应,金字塔就会坍塌。”

  可怕的是,多米诺骨牌还在倒下。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外,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正大幅增加。多位温州本地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陈奎洪说。